《论语述源》为政第二章一 (3 / 3)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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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源》为政第二章一 (3 / 3)
        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又,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2.1.2.“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辰”。星辰,日月星辰的意思;“北辰”指北极星。

        “居其所”。指北极星在它自己所在的地方发光。

        “共”。拱也。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北极星比喻闪耀着善德光芒的上位君子,你自己的“德”完备了,天空中的群星就会拱卫着你,你的光芒就会征服众生,天下万民千邦自然就会信服你,归顺你。刑昺,“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众星共尊之,以况人君为政以德,无为清静,亦众人共尊之也。”

        然而正是由于这一个比喻,汉儒和宋儒却读出了孔子讲无为而治的意思。汉包咸说,“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孔子讲“德治”,不讲无为之治。无为之政跟德治有根本的差别,二者出发点不同。德治出发点在自我,强调的是上位君子修己持身,反躬自省,内圣外王,然后制礼乐,课刑罚,正万民;无为之政出发点在他,强调的是顺民之性,放任自流,他的理论基础是坚信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本性,顺应这种本性,天地万物就会得到很好的生存与发展。《刘氏正义》在解释包咸的注解时强调:“李氏允升《四书证疑》:‘既曰为政,非无为也。政皆本于德,有为如无为也。’又曰:‘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义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制礼乐,亦实有宰制,非漠然无为也。’案:李说足以民明此注之意。《礼中庸》云:‘《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笃恭’者,德也。所谓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则,则百工尽职,庶务孔修,若上无所为者然,故称舜无为而治也。”

        朱熹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范祖禹说,“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这里面掺杂了不少黄老思想,在稻谷中掺稗子,稻谷就不是原来的稻谷了,无论多好的酒,掺了混浊的污水,不会再是原来的美酒。所以我主张,要把孔学和儒学分开来。因为,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起点,但不是终点。一个执政者在执政中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为政者终其一生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讲究的是精进而为,为之有方,哪里会有老子为政的愉悦和悠闲。只有很好的“为”,才会有接下来的“不为”,才会实现“垂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笃恭而天下平”(朱熹)的政治理想。

        钱穆《新解》也认为,“其实德育德性,即其人之品德。孔子谓作政治领袖,主要在其德性,在其一己之品德,为一切领导之主动。即如前道千乘之国章,亦即为政以德。唯德可以感召,可以推行,非无为。其下喻辞。北辰动在微处,其动不可见。居其所,犹云不出位,自做己事,非一无所为。《孟子》曰至诚动物,《大学》以修身为本,皆可与此章相发。”

        “为政以德”是孔子为政思想的原则,强调的是为政者的模范作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德之不存,孔子给政治提出了“德”这个准则,是针对春秋“为政不德”发出的强音。《礼记》载,“哀公问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为政,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论语颜渊》12.17记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13.6记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都是在强调为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孔学是责备君子之学(汉宋儒学,本质上是御民之术)。

        孔子说“为政以德”,是对上位者的道德要求,是道德劝勉,是道德普遍沦丧之后一个长者对天下上位者无奈的劝告。在孔子看来,上位者建立起了道德的谱系,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多了。但是,“为政以德”、“天命靡常,唯德是从”(《尚书》)经过汉儒和宋儒的改造,带来了一个糟糕的问题,两千多年里,政治是否清明,老百姓生活怎样,几乎全部建立在上位者的道德觉悟,一旦上位者德行不再,社会就会深陷污浊不堪的泥沼,“民不聊生”,就成了“民”的常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靠造反,二是寄希望于上位君子的德行。如此反复循环,直至近日。这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

        “为政以德”,本身没问题,但是,假如孔子他老人家知道这句话会错误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或许,他就不会这样子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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