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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第一 第二章 (3 / 4)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一个人如果懂得孝敬父母，懂得兄弟友爱的话，他的内心就会常常处于和悦之中，就不会做出为了一己之私冒犯父母兄弟的事情了。推而广之，一个有着孝悌精神的人，是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冒犯父母兄弟，冒犯君王和上位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不孝悌，就容易“犯上”，一个为了一己之私“犯上”的人，容易造反作乱。造反作乱是为人子为人臣和处下位者最大的罪过。

        关于这个“犯”的问题，孔子说得很笼统。从孔子的言论来看，这个“犯”是有条件的，“不犯”也是有条件的。从孔子自身的经历和行为也可以看出这点，只不过“犯”的程度不同罢了。汉儒和宋儒则把“不犯”看做铁律，为人子，为人臣，居下位，要无条件的服从，那就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做的歪曲。“好犯上者，鲜矣”，“鲜”，妙得很，不是没有，而是有；不是不能有，而是可以有。仔细体会，才能够理解其中的真正意味。因为，孔子讲“孝”，讲“忠”，也讲“义”，“义”，“宜”嘛，任何事情都是有对错真伪的。不义的东西，当然要反对，该犯还得要犯，只不过有条件和程度罢了。所以，如果为了大义，父母有过，还是要勇于谏言，谏言不听，难免犯颜相争，只不过孔子认为那要有个度，要适可而止。“好”字用得妙，好犯上的人人品一定有问题，这种人一定狂妄自大，不懂得爱亲仁人之道。宰予或许就有点这种味道，所以最终因为作乱而死。

        皇侃和程颖等人的解读对后世理解“孝悌”产生了很不好的误导。问题大得很。皇侃，“言孝悌之人，必以无违为心，以恭从为性，若有欲犯其君亲之颜谏争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实都不欲，必无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亲有过，若任而不谏，必陷于不义，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谏，故开其少分令必谏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悦，先意承旨，君亲有日月之过，不得无犯颜之谏。然虽屡纳忠规，何尝好之哉？今实都无好，而复云鲜矣者，以好见开，则生陵犯之惭；以犯见塞，则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许者，实在奖其志分，称论教体也，故曰而犯上者鲜矣。’”程颖，“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刑昺，“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顺，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所以，我们说“孝道”，说“孝义”，也说“孝敬”，但不说“孝顺”。“孝”，必须是“敬”，必须符合“道”和“义”的标准。“顺”，不是恶德，也绝不是美德，而是一种“乡愿”一类的庸德。“孝顺”是汉儒宋儒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造出来的“谀辞”。

        孝悌之人，必不作乱的典型是周公。周公是那个时代的道德代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号令天下七年，得到了全天下人的美誉，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取代侄子成王登上天子之位，但最终还政成王。

        1.2.3.“不好犯上，而好作乱，未之有也”

        “作乱”。“作”，《尔雅》，“为也”；“乱”，《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国大夫伯宗说，“民反德为乱。”一个人违反道德规范就叫做“乱”。“乱则妖灾生”（伯宗），有了祸乱，妖异和灾难就会发生了，所以，任何时候，对老百姓而言，是乱不得的。

        “未之有也”。未有之也。一个有着孝悌精神的人，不会“犯上”，当然更加不会“作乱”造反，所以说“未之有”。《刘氏正义》解释道，“作乱之人，由于好犯上，好犯上，由于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又令知有事长上处朋友之礼。故孝弟之人鲜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知为必无之事。故曰‘未之有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未之有也”。不会为了一己之私冒犯父母兄长，不会对父母兄长有冒犯的语言和行为，当然就更不会为了一己之私造反作乱。

        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好”字。不是说“上”绝对不能“犯”。“孝”者仁爱，懂得如何以忠恕之心与人相处，所以通常不会冒犯、触犯别人的利益和尊严，但是在“大义”面前，该“犯”还是要“犯”。其重点在于良善，在于“仁爱”，是从爱亲到爱人的大爱精神。后世的儒者为政治的需要，特别关注“孝”所带来的政治作用，坚称没有底线的“尊上”和“从顺”。“爱”和“顺”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为了“爱”而无原则的顺从怎么可以叫做是“爱”？“孝爱”怎么可能和“孝顺”是一回事？那些为求个人的世用而扭曲孔学，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汉儒实在可憎得很。宋儒也说“孝悌”是一种顺德，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更大，后来成为“打劫孔家店”那些人“砸店”的借口，实在是冤枉了孔子。何况，不“犯上作乱”，不等于我要认同你，顺从你。“上不好德”，不是不可“犯”的。一个无论多么“孝悌”的仁者，在涉及道义真理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该“犯”的时候也会“犯”。子路就是这样的人，孔子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孔子要温婉优雅得多。孔门学问的入世和出世的关键点正在这里。

        “犯”和“乱”的关系问题。孔子虽然讲“位”，讲无论什么“位”，都要能守得住（所以《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都要有“孝悌”这个本，有了这个本，就不会胡思乱想，犯上作乱，但是他没有讲不可以“犯”，而是说不可以“乱”，正如这里讲“孝”，并不讲“顺”一样。其实，关于“犯”的问题，你看看那个以“孝”和“勇”名满天下的子路就懂了。宰予就不同。宰予不仅“犯”，而且“乱”，最终死在了“乱”字上。

        1.2.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务本”。“务”，追求。“孝悌”是核心是本，是君子应该追求的根本。“本”，许慎《说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本”，就是根。“孝悌”就是这个“根”，根没有了，树木自然没法存活，更谈不上矗立于大地了。刑昺说，“君子务修孝弟，以为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后道德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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