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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3 / 3)
        客厅一面墙对着苹果园。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门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闲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画报。他小声叫我，神秘地招手。我走过去，他指指窗外，我发现他的苹果园里进去了两头鹿，正在伸头吃树上的苹果。但他窗外挂着的许多条奇怪的装饰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长绳串着的几十个易拉罐。我想拉开门到外边草地上去看鹿，他却拦住我说：“不要去惊动它们。对客人不能那样。”我就说道：“既然要欣赏苹果园和小鹿，你就不该再挂那些装饰品！”他说：“那不是装饰品，是给鸟预备的交通信号。我这窗太太，像一面大镜子，从外边看整个树林都映在里边，小鸟常常受骗，照直飞过来一头撞在窗上，撞得晕头转向。我挂上这些，风一吹他们会响会动，小鸟就不再上当了。”

        我望着这个八十多岁的孩子（他反对人们把他看作老人），很难想象他在战场上是个什么样子。但他确实是在硝烟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

        下午，我们在他的领地和镇上闲逛。这片领地中有几个山头，山上树林很密也很杂。他不修道路，却在最高山头建了个茅屋，闲时坐在那里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鸟。要爬上这山头，很费力。因为他对这山林的一切都听其自然。活着就让它随自己意思活，死了任它干枯、倒落。山坡上满是横七竖八倒下的大树，直立着许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桩，像是有意设下的路障。我问他这些木桩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最早从欧洲来的移民曾在这里采过矿，废弃怕也有一百年了，这是留下的惟一遗迹，他舍不得清除它们。至于那倒下的树，把它还给土地不正是最好的处理吗？

        我们上镇上去总要捎带着办事。这里远离镇区，没有人来处理垃圾，每过一周他要把装好袋的垃圾送到十公里外的处理场去。然后从那里再去镇上，镇很小，只有一个交通岗，还是位女警察。平时车辆来往不多，女警察尽可坐在树下打盹。有个教堂，有个法院，但没有监狱。我问他：“如果出现了犯罪，犯人关到哪里去呢？”他说：“寄放别的城镇监狱。当然要付给人家租金。好在几十年来就出现过一次这种事，是个酒鬼喝多了，醉中烧了镇议会的楼，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猎了一只鹿，没有判刑，罚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监狱的钱。”

        我在的几天，正是万圣节前夕，在纽约应是热闹的购物季节，这里仍然很清静，就是街上多了个货摊，卖万圣节做鬼头用的南瓜。摊上卖真南瓜，镇上还有家百货店卖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们买去套在头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写着“台湾制造”。

        老索必去的地方是邮局。邮局不在市中心，是在镇外一个只三四户人家的居民点上。很低的平房，门口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悬星条旗。门前静悄悄没有一个顾客，里边只有一位老太太办公。柜台上没放着信封和邮票，却摆了些小绒狗、小兔子、变形金刚。老索向老太太介绍我，老太太听说来了个中国人很高兴。她说去年才到中国旅游过，对中国印象很好，那是个很迷人的国家。我问她摆这些玩具干什么，是代卖吗。她说不是。到这里来的顾客都是熟人，办完邮件总要闲谈一会，若带着孩子来，孩子听大人闲谈会不耐烦，预备点玩具，他们有东西玩，就不吵着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几张邮票作纪念，我把胸上带的中国笔会的徽章送给了她。

        我住了几天，发现这里几乎全是英格兰移民的后裔，没碰到过一个黑人，也没见其它少数民族，跟纽约完全是两个天地。在纽约街头你只消站上十分钟，至少能听到五种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中国话、日本话，各说各的。这里只有纯正的英语。房子也是一种风格，白色的小二层楼，阳台上摆满鲜花，车房在底层的右侧。怪不得人们管这一带叫新英格兰。唐棣呆了两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妇成天用手势交谈。临离开的前一天，老索为我开告别派对，竟费尽心思请来了当地一位华裔。这位朋友见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他是这镇上惟一一个华人，平时很少有外边人来，我可能是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客人。这位华裔美国人汉语已经辞不达意了，但仍热心翻译。当时正是美国大选时期，电视台每天在播双方竞选的节目。有时各自发表演说，有时双方辩论。索尔兹伯里问我：“你对这两人怎么看法？”我说：“对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我怎么好发表什么意见？我希望谁当选都保持现在这样好的中美关系。”他笑笑说：“我告诉你，这两人一个是混蛋一个是傻瓜。不过谁当了总统，美国都会尊重他的权力。爱美国不等于要爱总统，遵守法令跟喜欢总统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当选他就不再是某个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走的那天，他们夫妻开车一直把我送到纽约。到了纽约，夫人先下车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车送进修车厂，又租了辆车把我一直送到华侨日报社，这才告别，并约好过了年在中美作家会谈中再相会。

        后来我虽没再去美国，但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我的小女儿学英语，他极高兴地和她建立文友关系，两人不断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学英语，不能老是靠她翻译才知道他信中的内容。他又请我女儿转告我，他在美国见到贾平凹时是多么高兴。还向我报告，张学良将军到美国时，纽约华人集会欢迎，他是惟一得到请柬的外国记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给我的信，我感到有点惊诧。打开请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讣告式的信，我们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场开心网球后急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经过翻译仍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在写完对卡曾斯的怀念文章后立即给他写信。请他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提“老”这个字，但我要他不要再无节制地拼搏。他回信说，他现在身体跟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不拼搏，为什么活着呢？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这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奋斗不已。而且我也真的没感到老和他有什么牵连。因此我听到他骤然而去的消息，一时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索尔兹伯里可以说跟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因而我们也有分歧。但这并没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到底我们共同的东西多些，大家都有把世界变得更可爱的愿望，都有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决心，有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热心。所以我们的争论不仅没影响我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有老索这样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气。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结识到很幸运，所以我永远会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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