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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冬至 (2 / 6)
        “可以。”他把便签压在文件夹最上面，手指在纸上轻轻敲了两下——不是紧张，是确认。“审批权放在季度评估会，审批周期固定为季度。但有一条我需要明确——如果季度评估会投票否决了申请，企业可以在补充安全性数据后重新提交。不能是一次否决就永远没有机会。”

        韩世清点了点头。这个要求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否决不等于永久禁止，只要企业能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数据，就应该允许重新申请。他说可以——但重新提交的时间间隔不能短于一个完整季度，因为安全性数据的积累需要时间，不能每个月都来申请。孟正则说同意。

        两人在便签的基础上逐条完善了竞争性例外条款的具体表述。审批权归属季度评估会。申请须附带第三方独立审核的安全数据。审批周期固定为季度。否决后可重新申请但间隔不短于一个季度。每次批准有效期仅至下一次季度评估，期满须重新论证。韩世清把这些要点逐条整理成一份简短的协议备忘录，用钢笔在教育部便签纸上写了好几页。笔迹工整，力度均匀，每一个条款的措辞都在孟正则的注视下逐字推敲过。孟正则看完之后在最后一页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放回桌上。

        “韩部长，这件事你我在部际协调会上争了好几年。你今天在这份草案上给我留了空间——不是施舍，是在制度框架内给了产业一条可以走的路。”他把签好字的备忘录推回给韩世清，“我不会把这个空间用滥。竞争性例外不是绕过安全基线的后门——它是在安全基线旁边开的一条受控通道。我会确保企业在申请这条通道之前，先把该做的安全工作做好。”

        韩世清把备忘录放进文件夹，和草案并排放在一起。窗外长安街上的雪已经开始化了，人行道上的积雪被环卫工人铲到路边堆成几个灰色的小山丘。他说赋分制不是为了限制产业发展，是为了让产业发展不跑出安全轨道——只要企业在轨道内跑，跑多快那是工信部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孟正则站起来，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拿起来披上，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

        “韩部长，那次在部际协调会上我说‘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那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赋分制是保守主义。后来欧盟公约通过了，用了我们的数据，我才意识到那不是保守，是先手。别人还在讨论要不要画线，我们已经画好了。现在我们要把这条线写进法律——这件事，工信部不会再反对了。”

        他推开门，走廊里的冷风裹挟着雪后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韩世清坐在办公桌前，听着孟正则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把那份由两人共同签署的备忘录压在草案封面下面，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窗外麻雀还在窗台上跳，爪印被新的雪覆盖了一半。

        十二月中旬，排异评估标准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公示期进入最后倒计时。卫健委官网首页的“征求意见”专栏上，那则通知已经在置顶位置挂了近一个月。苏瑾在公示期截止前两天完成了补充意见的最终定稿。她把这份文件从头到尾又逐字通读了两遍，确认每一处引用都标注了来源、每一项建议都附上了对应的案例支撑。然后她登录卫健委官网的在线提交系统，把补充意见作为PDF附件上传。系统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上显示着“您的意见已成功提交，感谢您对修订工作的支持”和一组十六位的受理编号。她把受理编号复制到备忘录里，然后把提交成功的页面截屏保存进那个叫“待处理”的加密文件夹。

        几天后，彭处长发来一封简短的邮件。邮件正文只有几行字，措辞一如既往地简洁——“苏女士：感谢您提交的详细补充材料，内容已收悉。修订草案将在汇总各方意见后形成正式版本，预计来年初发布。正式版实施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执行效果，随时向我们反馈基层落实中的问题和建议。”

        苏瑾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刘铮和女儿，然后在维权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公示期今天截止。正式版预计来年发布。从‘鼓励’到‘要求’还有很长的路——但至少我们已经在路上了。”群里陆续有人回复。有人回了两个字“终于”，有人回了三个字“不容易”，有人发了一张图片——是一份排异评估报告的扫描件，旁边放着一杯刚泡好的茶。那个家长配了一行字：“这些年攒下来的报告终于不只是压在抽屉里了。”

        刘铮回了一条消息，只有几个字：“你辛苦了。”苏瑾看着这行字，想起几年前他在女儿登记表上如实填写排异症状的那个深夜。那时候她以为他是在放弃，后来才渐渐明白他不是放弃，是不想再做另一笔算不过来的最优解计算。现在他发了这条消息，她没有回复太多话，只是回了一个字：“你也是。”

        晚上，苏瑾站在阳台上看着小区里那些光秃秃的银杏树。积雪在月光下泛着极淡的银灰色光泽，树枝的影子投在雪地上，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旧图纸。她忽然意识到女儿现在已经开始用自己的经历帮助别人做学术研究了——从当年那个在早餐桌上摩挲杯子边缘的女孩，到今天在大学课堂上允许室友匿名使用自己数据的年轻女性。这一路，是女儿陪着她走过来的。而那条从“鼓励”到“要求”的路，大概也会有人继续走下去。不是她一个人——是每一个在维权群里发过言的家长，是每一个在排异评估报告上认真写诊断结论的医生，是每一个在政策制定中逐条参考民间建议的官员。

        十二月中下旬，新加坡的雨季接近尾声，但每天傍晚仍会准时下一场短暂的雷阵雨。张薇坐在办公桌前，面前的屏幕上同时开着三个窗口——左边是安德斯发来的CTO办公室正式回复函扫描件，中间是奥姆尼总部内部行政令的全文，右边是她起草后被驳回的那份备忘录。回复函的措辞极其正式，每一个词都像是经过法务部反复推敲才落笔。驳回安德斯反对意见的核心依据是“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证明康复应用与意识映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伦理边界”——不是否认伦理边界的必要性，是指控反对者没有提供充分证据。

        内部行政令的内容更直接。新加坡实验室伦理咨询小组的独立审查权限自即日起受限：所有涉及意识映射相关项目的伦理审查，须经总部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入小组议程；小组已做出的与总部政策不一致的审查结论，暂停执行，待总部复核后另行通知；小组组长——即张薇——有权列席总部伦理委员会会议，但无表决权。

        张薇把这份行政令反复看了好几遍。窗外雷阵雨刚刚停歇，菩提树叶片上的水珠在夕阳下闪着极细的光，从叶尖一颗接一颗往下滴。她起草的那份备忘录被退回时，退回函上没有写任何解释，只是在“审查结论”一栏里盖了一个红色的“退回”戳记，旁边手写了一行字：“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证明康复应用与意识映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伦理边界。”这句话和驳回安德斯的那句措辞一模一样——是同一个模版，同一次行政决策。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根日光灯管。灯管两端有些发黑，每隔十几秒就轻微地闪一下，和她很多年前在星核科技实验室里加班到深夜时看到的闪烁一模一样。那时候她也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前是周明远刚采集完的回调数据，自主感评分在平台期持续徘徊，她不知道该不该建议他继续回调。后来他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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