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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尼采剪影 (2 / 3)
        1866年夏季，尼采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爱上了到莱比锡演出的女演员拉贝，给她寄去自己谱写的一首歌，并附上狂热的献辞。他还悄悄为她写了许多情诗。不过，仅此而已，这个羞怯的大学生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他的初恋成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单相思。

        1876年，尼采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当古典语文学教授时，结识了荷兰少女玛蒂尔德，曾以一纸书信求爱，但被婉言拒绝。

        1882年4月，尼采旅居罗马。他的朋友梅森葆夫人和雷埃给他介绍了一个学生，跟他学哲学。这是一个极其聪慧、富有魅力的俄国少女，叫莎乐美。这一回，尼采真正堕入了情网。莎乐美也喜欢他，后来她这样描绘自己的印象：“孤独，这是强烈的第一眼印象，尼采的形象因此而很有吸引力……当他谈话激动时，眼中会点燃一对动人的火花，然后渐渐熄灭；但是，如果他心情忧郁，他的眼睛便显得深不可测，流露出异常孤独的神情。他的举止给人一种内向而沉默寡言的印象。平时，他彬彬有礼，具有一种近于女性的温柔，待人态度友好，风度优雅。”他们结伴旅行有5个月之久，其间，尼采向她娓娓讲述往事，回忆童年，谈论哲学，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快乐。然而，他那致命的羞怯再一次妨碍他表露心迹，只好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拒绝了这两位求婚者。她尊敬和钦佩尼采，把他看作自己的人生导师，但她的感情还不是爱情。他们继续友好相处。后来，由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出于嫉妒而进行干预和挑拨，两人才不欢而散。

        尼采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病和眼病，36岁时就叹息说，但丁在这个年龄写出《神曲》，而他“已经被死神包围”。因此，有一个时期，他一心想结婚，以求有人照料他的生活。他最亲密的女友梅森葆夫人热心地替他物色对象。梅森葆夫人是歌德的后裔，比尼采大28岁，先后与赫尔岑、瓦格纳、罗曼·罗兰等文化名人有亲密交往。但尼采终于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因为他认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而获得自由。”

        五瓦格纳的挚友和仇敌

        在尼采的人际交往中，与瓦格纳的友谊和反目是最触动他心弦的经历。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读大学时，在瓦格纳的姐姐勃洛克豪斯夫人家里初次结识瓦格纳。瓦格纳比尼采年长31岁，当时已是名扬四海的音乐大师。尼采对瓦格纳倾慕已久，而且，由于那时他们都是叔本华悲观哲学的狂热信徒，更有一见如故之感，两人兴奋地大谈叔本华。

        1869年2月，24岁的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当时，瓦格纳和他的情侣（后来结婚）、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正侨居瑞士卢采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很快就成了柯西玛沙龙的座上客，有3年之久，尼采与瓦格纳之间情投意合。在瓦格纳音乐的启示下，尼采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把德国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瓦格纳则庆幸尼采是人生赐给他的唯一恩惠，是懂得他的心愿的唯一的人。

        可惜，好景不长。瓦格纳完全是个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运安排来为他的音乐事业服务的角色。从1872年起，瓦格纳移居拜洛伊特，他热衷于音乐会演的筹备工作，每次和尼采见面，他必谈会演，而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难以容忍，渐渐产生了对抗情绪。尼采开始疏远瓦格纳，常托故谢绝后者的邀请。有一回，他勉强来到拜洛伊特，似乎存心要激怒瓦格纳，在瓦格纳面前弹奏勃拉姆斯的一段钢琴曲。在醉心于自己的音乐的瓦格纳看来，这不啻是个侮辱，果然大发雷霆。

        1878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第一届瓦格纳歌剧会演在拜洛伊特揭幕。会演前夕，尼采突然离开拜洛伊特，躲进附近一个林区，写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最早的笔记，书中包含着批评瓦格纳的内容。后来，在他妹妹的请求下，他才重返拜洛伊特，但是只在《莱茵河的黄金》首演时露了一下面。会演场面之铺张，观众捧场之俗气，瓦格纳本人戏子作风之做作，都使尼采深感厌恶。同年秋天，尼采与瓦格纳在索伦托偶然相遇，瓦格纳兴高采烈地向尼采讲述他计划中的新作《帕西法尔》及其基督教主题，尼采报以冷冰冰的沉默，然后突然道歉和告别，消失在暮色之中。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1878年1月，瓦格纳寄给尼采一份《帕西法尔》剧本。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给瓦格纳。此后，两人不再有任何往来。直到1888年，瓦格纳已经去世，尼采也已濒临疯狂，但他突然又抛出了两本猛烈攻击瓦格纳的小册子《尼采反对瓦格纳》和《瓦格纳事件》。

        然而，即使在绝交以后，甚至在向瓦格纳发动猛烈攻击之时，尼采对这位大师仍然怀着诚挚的爱。在他晚期的著作和书信里，充满着对瓦格纳以及他们之间的友情的怀恋。他一再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补偿他所失掉的瓦格纳的友情，他不曾像爱瓦格纳那样爱过任何人，与瓦格纳的交往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幸遇，其余的交往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零头”罢了。

        尼采生平中的这一情节常常使研究者们感到困惑，有人认为尼采攻击瓦格纳是出于嫉妒，因为他内心爱上了柯西玛；有人认为这是尼采疯病的先兆。其实，细读尼采的著作便可明白，他的批判是有实质性内容的。他把瓦格纳当作浪漫悲观主义的典型来批判，认为瓦格纳歌剧所表现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官能的刺激和麻醉，是时代颓废症的集中体现。尼采本人在气质上既是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他把自己对瓦格纳的批判看作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克服。

        六俾斯麦的死对头

        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常常被误解为鼓吹强权政治，其实，尼采对于强权政治是一贯持反对立场的。他活动的年代，正值德国刚刚统一、第二帝国成立伊始，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掌帝国实权，推行对外扩张、称霸欧洲的政策。当时，德国掀起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便是国歌里的一句歌词。尼采不但没有卷进这股狂潮，而且以鲜明的态度一再加以抨击。

        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尼采担任战地护理员，便对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的激动”怀有厌恶之情。在炮火纷飞之中，他构思了《悲剧的诞生》一书，神往于古希腊的审美国度。普法战争胜利后，举国一片欢庆声，尼采却在《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一文中指出：战争的恶果之一是，误以为德国文化也在战争中获胜了，这一迷误将使胜利变为彻底的失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此后，他在许多著作中一再指出：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民族心灵上的毒疮，政治狂热使德国人精神堕落，文化衰败。在全德国热衷于强权政治之时，他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甚至不再承认自己是德国人，甘愿做无家可归者。

        尼采十分痛恨当时德国强权政治的导演者俾斯麦。在一首诗里，他嘲笑德国人把理智转让给了俾斯麦。旅居国外时，有人问他：“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他感到脸红，然后鼓起勇气回答：“有的，俾斯麦！”

        尼采对于当时德国盛行的反犹太主义也极为反感。由于他终身未婚，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便担负起照料他的责任，与他关系较为密切，但对他并不理解，彼此时常发生不和。尤使他烦恼的是，伊丽莎白与柏林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福尔斯特结了婚。尼采与伊丽莎白常在犹太人问题上发生争执，后来，伊丽莎白篡改了尼采涉及这一问题的所有信件，企图把他打扮成反犹主义者。事实上，尼采对犹太人有着高度评价。在发疯时写给他的朋友布克哈特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还写道：“取缔一切反犹分子。”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伊丽莎白在尼采思想被纳粹利用上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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