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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1 / 2)
        曾淮开车去机场接车篷宽。他人还没有回来，可是关于他在北京顶撞D副总理、惹得D副总理发脾气的事却已经在省委机关轰动开了。北京的会一散，D副总理就给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打来电话，追问车篷宽在会上的表态是不是省委讨论的意见。

        要是讲心里话，潘景川是同意车篷宽的意见的，但是他在电话里没有这样讲，却对D副总理说车篷宽的意见只代表他个人，省委并未讨论过。这也是实话，车篷宽动身前省委的确没有开会。但是如果潘景川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也同意车篷宽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他的真心话，那这件事的结果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是现在他把责任都推到车篷宽一个人身上，车篷宽肩上的压力就增大了。车篷宽的秘书和司机都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老头儿的情绪。被车篷宽视为很重要的那个全省厂长以上干部会议后天就要开始了，老头儿的决心一动摇，这个会就要砸锅，那就会影响全省的经济形势。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开，但是再下通知撤销会议已经来不及了。

        曾淮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他担心的是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的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D副总理只给潘书记打了电话，只有潘书记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快就传开了呢？第一书记散布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车篷宽一走下飞机，曾淮就发觉老头儿面色焦黄，神情憔悴。他上前接过车篷宽的提包，顺口问道：“您的身体不舒服？”

        “没有，挺好。”车篷宽把提包交给曾淮，还没忘记说了声：“谢谢！”

        曾淮拿不准主意要不要把D副总理的电话和省委机关对这件事的议论告诉他。告诉他吧，说这种话显然不符合一个司机的身份；不告诉他吧，老头儿毫无准备，一回到省委里来一个措手不及，要是顶不住，往后一退，不仅影响开会，这个省的工作也就没有指望了，许多想干点事业的人也会失去了主心骨。其实，一个省委书记，或者别的什么级别的干部和副总理的意见不一致，或者是顶撞了副总理，甚至是顶撞了总理、中央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不是说要反对一言堂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允许普通老百姓发脾气，也应该允许像总理和副总理这样的大人物发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为什么像车篷宽这样一个省的负责人，和副总理唱了几句反调，吃了几句批评，副总理打个电话来问一问，竟在下边引起了这么多的猜测、议论，甚至是恐惧？这哪里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呢？人们不去议论这件事情本身谁是谁非，却一味猜度这件事情本身之外的后果，真是可怕而又可恶！在这样污染的社会环境里，人和人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呢？人的创造性、积极性怎么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曾淮一阵恼怒，突然下了决心：“我当司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正应该起点作用了。”

        他打开车门，让车篷宽先上了车，关好门。他坐在司机的位子上，打着了火，盯住后视镜里车篷宽的脸色，说：“车书记，您在北京说，如果吴昭年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了。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车篷宽淡淡地说，可是他的眼光中却透出了惊异，灰白的眉峰往上耸着，分明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D副总理打电话给潘书记，询问这话是您个人的意见，还是经过省委讨论过的。”

        车篷宽淡淡地一笑：“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他怎么不当面问我？”

        曾淮改用一种和省委书记平等的、严肃的语调说：“现在我们还是用战争年代指挥军队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如果还用这种办法指挥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必然要走大弯路。过多少年以后，再来一次调整，纠正现在的错误。”

        车篷宽没有说话，只是将身子稍稍向右偏了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看清曾淮的侧脸。

        曾淮并不需要书记搭腔，他只管说下去：“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实行的这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根深蒂固，极大地妨碍着改革的步伐。而我认为围绕着改革，最终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斗争，这样改革的阻力必将更大！”

        车篷宽仍然不动声色，但是他在心里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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