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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1 / 4)
        这几天我的买卖格外兴旺。隔着大街斜对面的那家官办舞厅，“内部修理，暂停营业”，把顾客都挤到我这儿来了。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内部修理”是怎么回事。别看他们对顾客逐一检查证件，拿证件上的照片对照本人验明正身，卡得死而又死，管得严而又严，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舞厅。可经理本人却乱搞了十几个姑娘！还贪污票款，腐败堕落。开业不足一年，赔了好几万元。我这里盈利，他那里大赔，除去公家，谁能干得起这种赔本的买卖！除去撤换经理，不知他们的“内部”还要怎样“修理”？我真想把那家舞厅吞并过来。叫我承包也行，我捆着一只胳膊也比他们干得好！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想想罢了。

        舞厅已经超员。像山西的老核桃——满人（仁）！人们活动的空间太少了，扭起屁股来互相碰撞。我心里过意不去，这哪是舞场，简直是人肉市场！幸亏天气凉了，打开排气扇，人们并不觉得热。到了八点多钟，还陆续有人进来。有些是碉堡的老主顾，我不能不另眼看待，只好多说几句抱歉的话：

        “对不起，今天人太多，请多包涵！”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礼多人不怪。对有教养的人，我总是唯恐失礼，被人家瞧不起。

        我在人缝里穿行，轻松自如，丝毫不感到拥挤。因为我看到的是钱不是人，人越多，钱越多。碰着了谁，就含笑说声“对不起”。我可不口是心非，老实承认钞票的魔力是无法抵御的，它就是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对现代人尤其如此。现在也只有买卖的兴衰才能调动我的热情。变幻莫测的灯光啊，满耳轰鸣的热浪啊，都难以再燃烧起我的激情。我可以对所有的人都笑，还可以笑得很真诚，很文雅，滔滔不绝地说着无比热情的话。但我心里始终是很冷静的，我最注意、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买卖。没有必要，也顾不得去细想这种生活有没有意思了。反正得活着。求解生活的方程式是永远计算不到底的。拼命想找出最后答案的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很蠢的！

        瞧，这个女人的屁股，保准是享受过生活的欢乐的人。

        这位明星也是我这里的常客。他的情人太多，搞得他太累、太耗心血。在碉堡里随便找个不认识的女人抱住，跳得浑身是汗。分手就忘，谁也不必牵挂谁。

        这位老先生每周准来两次，坐在边上，他不是来跳舞的，而是来看舞的。如醉如痴地看着一对对旋转的男女，尤其是那些风姿绰约的妇女。仿佛只要久久地盯着她们，自己心里的某种欲望就得到了满足，皮肤皱缩的面颊会忽然现出一股生机。

        我的老主顾中还有一些党政干部，有县团级的，还有区局级的。都是提拔无望的，“四十七八，干也白搭”或“五十冒尖儿，准备交班儿”。人都只活一生，“堤内损失堤外补”，乐得到舞厅里来逍遥自在。他们喜欢跳下午那一场，占工作时间，由机关出钱买票。

        最新鲜的就是角落里的那几位农民。他们今天晚上在我这里吃的是二百元一桌（不包括酒水）的酒筵，尔后又买了舞票，不敢跳也要看一看。花钱的叫柏祥，他妻子叫于宗萍。一九七九年两人结婚的时候，由于柏祥交不出丈母娘要的彩礼，娘家人非叫于宗萍脱光了衣服才能跟着柏祥走。外面下着大雪，老北风嗷嗷呼叫，于宗萍在父母面前硬是脱得只剩下一条三角裤衩。柏祥从别人家借来一条旧被子，裹住于宗萍赤裸的身体，背回家里拜堂成亲。人称于宗萍是“扒光了衣服的新娘”。

        世间百态，我坐在碉堡里就全看到了。交通队的头头跟我讲，四个月来，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街上向交通警察打听“快乐碉堡”。人们茶余饭后，常常喜欢议论我的舞厅。这正是我的成功之处！当然，人们议论的不全是好话。有人传我让女服务员都穿超短裙。有人说“快乐碉堡”是专门破坏正常家庭的“第三者”的大本营，是“插足者”的训练基地。感情老化的家庭一提起“快乐碉堡”心惊肉跳，被冷落的丈夫或妻子最恨我。所以有人传我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我眼前突然划过一道黑色的闪电，便急忙向门口走去。

        有两个黑人非要买票进来跳舞。操着半拉咯叽的汉语，显得态度强横。我赔笑相迎：

        “先生，我是这里的经理，有话请对我说。”

        “你好，”黑先生向我伸出手，露出白得耀眼，整齐得如同按一个尺寸用白瓷烧制出来的牙齿，“我们要跳舞，愿按照你们的规矩付双倍的价钱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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