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干预 (2 / 17)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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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不干预 (2 / 17)
        坐在郭镇旁边的是纪监委**方玉成,六十一岁,中枢决议会里最年长的成员。他是法学科班出身,但和秦铭不同——秦铭做的是立法,他做的是执纪。他在纪监委系统干了三十年,从地方纪委一路做到中央。他的存在让中枢决议会的每一次表决都多了一层意味:他知道每一个人的软肋在哪里——不是因为他查过,是因为他在这个系统里待得够久,久到不需要查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坐在长桌最末端的是联邦科学院院长宋怀之,五十八岁,理论物理学出身。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说的:“技术不是在实验室里被证明安全之后才进入社会的。它是在被证明不安全之前就进入社会的。监管不是给技术踩刹车,是给那些被技术抛出去的人铺一条缓冲带。”

        七个人到齐。赵豫章微微点头,周济桓打开面前的话筒。

        “各位,今天我们审议的议题——”周济桓翻开文件夹,语速不快,但很稳,“——是关于我国在全球神经认知技术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定位与监管框架。这个议题最初由教育部韩世清部长提出,建议对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实施强制性安全审查和赋分制监管。但在我们正式讨论监管方向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看一下目前全球的竞争态势和技术扩散的真实速度。科学院的团队已经准备了一份综合评估报告。”

        他按下桌上的触控键,墙上的屏幕亮起来。宋怀之推了推眼镜,开始陈述。

        宋怀之的陈述持续了四十分钟。他没有用PPT,没有用图表动画,只有数据和文献。他的陈述分为四个部分:全球技术现状、风险证据积累、国际监管动态、我国的政策选择空间。每一部分都以一组数字开头,以一个问题结尾。

        第一部分,全球技术现状。他从米国说起。米国目前没有任何联邦层面的法律限制青少年使用神经接口。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过两份非约束性指南,建议医疗机构在为十八岁以下青少年进行侵入式神经接口手术前进行额外的伦理审查,但这份指南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医院可以选择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根据公开数据,到2033年底,全米至少有超过五万名青少年做过不同形式的神经接口植入,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侵入式。这些数据由各个医疗机构自愿上报,没有全国统一登记,没有术后长期随访机制。宋怀之在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完整的统计数字不存在。因为没有人被要求去统计。”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接着说,“米国的技术创新不只是在正规医疗机构里进行的。一批年轻的科技创业者——很多是顶尖工学院的博士——正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一个案例在国际科技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位斯坦福工学博士,在没有任何临床伦理审查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双手进行了完全义体化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安装了多个可拆卸的辅助义肢。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过一次控制八条义肢同时进行不同动作的视频——后来他把多余义肢全部拆卸,只保留了两个辅助臂,对外宣称‘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是因为日常用不到’。这个人在米国互联网上拥有大量追随者,他的每一次技术更新都会被科技媒体广泛报道。他的粉丝称他为‘先驱’,他的批评者称他为‘疯子’。但没有人否认一件事:他正在做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伦理审查阶段的事情。”

        秦铭皱了皱眉,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没有抬头。

        宋怀之继续。欧盟的情况不同,但更复杂。欧盟委员会在三年前发布了《神经权利伦理框架》绿皮书,明确将“神经数据的不可侵犯性”和“认知完整性”列为基本权利。但这只是伦理框架,不是法律。要成为法律,需要欧洲议会和各成员国分别批准——这个过程目前还在进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全部立法程序。与此同时,欧洲几个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科技部已经在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神经接口的基础研究。德国马普学会神经工程研究所的项目经费来自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研究方向包括侵入式接口的神经兼容性优化。换句话说,欧盟一边在讨论伦理,一边在投资技术。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日本,”宋怀之翻到下一页,“今年三月通过了《神经技术促进法》,将侵入式神经接口列为‘战略性新兴技术’,给予财政补贴、简化审批程序,并允许在部分指定区域内进行简化伦理审查的临床试验。”

        “韩国上个月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新加坡已经建立了国家级神经接口临床试验中心,由政府全额拨款,目标是三年内完成第一批青少年适配方案的临床验证。”

        他停下来,摘下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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