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被陷害 (2 / 2)
唐太宗李世民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
李治继皇帝位，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褚遂良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
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
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褚遂良也被武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武后的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去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更远的爱州，褚遂良在绝望之中，上了一封陈情书给高宗，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禇遂良在爱州带着遗憾离世，张怀瓘书断言道，褚遂良在他死后，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爱州。
褚遂良前期不仅残留北碑的影响，而且在运笔和结体上，大量掺入了隶书的体势，但也并非照搬硬套，而是选择性的吸收创新、化为己用。
褚遂良具有创新精神，褚遂良书法则能汲取众家之长，不被前辈们多抑制，他的字给人感觉骨肉分量达到均衡，且刚柔并济，清朗秀劲，英俊潇洒，力和美、骨与韵趋于一体！
“先华夏而后夷狄”是褚遂良民族思想的核心。褚遂良心想，唐朝所直接管辖的汉族地区和被称为“遐荒”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在地域上是有层次的，那么对其重视的程度也应当有层次。他为此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把唐朝应该直接管辖的地区比作“一身”，在“一身”之中，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等于自己的“腹心”，各个州县如同四肢，而“四夷”则是身外之物！
“威”就是国威、兵威，具有以武力使对方感到恐惧的意思。在褚遂良的思维中，就是通过诛的手段，使别人惧怕唐朝。
在战神李玄霸的心目中，褚遂良的“以信义而抚戎夷”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应当说，褚遂良的这一思想可谓抓住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质。在褚遂良看来，“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信为国本”。第二，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够充分显示中原王朝的形象。第三，守信是避免民族战争的有效途径！
贞观十二年，他一直视为师长的家虞世南去世了，这让他特别难过：“虞世南死后，再也找不到人谈论书法了！”大臣魏征听后，对他说：“褚遂良的字写得很好，下笔遒劲，有几分王羲之的感觉。”唐太宗喜出望外，即刻任命褚遂良为“侍书”。
褚遂良不仅书法水平一流，他的学识同样渊博，唐太宗疑惑地问褚遂良说：“舜造过漆器，大禹雕琢过切肉的砧板，当时劝谏舜、禹的有十余人，食用器物这样的小事，大臣们为什么苦谏呢？”
李玄霸言道说：“不能鼓励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会妨害农业生产；要是漆器流行起来，以后就一定有人会用金子、玉石来造器！”
“所以，我李玄霸建议，我等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懂得变通，万事以大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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