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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的影响力真的是很深远，它完全可以忽略时间的存在，这是今天看《剑桥中国史》后最深刻的一点想法。那些名著就不用说了，单说说不那么“名著”的吧，《史》第六章“1841-1937年中国”中提到了“鸳鸯蝴蝶派”，这个流派大约出现在1910至1920年间，得名源自清之狭邪《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直到80年代后期，我们还在看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春明外史》；原本一直没太留心的（或者说不想关注）1930年成立的“x翼作家联盟”，左联内部作家们于1936年开始了被称为“两个口号之争”的系列论争，尽管在同年10月初便终止，但论争的后果一直影响着所有参与者（周扬、胡风、茅盾、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先是在1940年代的延安，其后是1950年代中期，最后是文化XXX时期。”看看，一个论争绵延了多少年。而的影响力一旦附加于政治之中，可能会发生变质，正像书中所言“语言和口号的论争往往如此剧烈复杂，甚至攸关生死”！所以我本人对那些沉浸于政X斗争中的流派不甚感兴趣，我更欣赏并喜欢被鲁迅及左联所痛斥的新月社（徐志摩、胡适于1923年创立），得体、品味和修辞是他们创作的信条。还有梁实秋，他推崇的自主性，认为理应凌驾于政治之上，为人性主宰，而并非阶级斗争的工具。梁氏的这个观点，是一种理解。我个人比较讨厌成为政客攻讦政敌，剥夺他人生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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