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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山东潍县的乐道院集中营 (2 / 17)
        下了火车，他们被赶上卡车，送往新的地点。几个脾气大的意大利人大声抗议，说卡车太脏了。伪军开始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鲍尔他们互相帮扶着爬上车。

        上世纪50年代，定居加拿大的鲍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卡车在颠簸的路上行驶。不一会儿，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开始能够看到一片房子，有些是西洋风格的，有些是中国风格的。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乐道院。我想，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

        几天前，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转移”命令的鲍尔他们，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铁网高墙围困，房舍破烂不堪

        乐道院竟变成了牢狱，鲍尔感到不解。其实，困惑的并不只是鲍尔一人。

        作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汉奎特，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连连摇头：“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此前，乐道院内学校、医院以及生活设施俱全。日军进占后，征用民夫砍伐树木，拆掉内部院墙，四周围墙布设电网，新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院内修了环墙路，墙头架设铁丝网，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昔日绿树成阴、环境优美的乐道院，顷刻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集中营里，除少数家庭单住一间房外，多数混合居住。小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间的‘音乐’。对一切成年人来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

        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数。除80岁以上老人外，所有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医生、护士、厨师、修理工等，其余的轮流帮厨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

        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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